1.养老制度的集体本质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个制度的特点是需要跨代进行统筹——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由我们子女一代负担的。这一本质不同于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在大多数人看来,老年领取的养老金,就是自己年轻时缴交的养老金。而真实的情况是,养老金统筹的实质是我们的养老金大部分来自于下一代的缴交。
那么问题来了,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未来的养老金应该怎么兑付?按照现在的统筹模式,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和你有没有子女是无关的,这就意味着不生小孩的人是靠别人家的小孩“供养”的。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多分配一点不应该吗?这不是政府逼大家生孩子的问题,而是社会基本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如果一个制度隐含着“惩罚”多劳者的安排,最后大家都不付出,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被“惩罚”。
2.为什么不能通过个人账户养老?
实际上,这也正是很多养老金破产的国家采取的做法。我国在1993年也开始引入养老金个人账户。但在现实中,即使个人养老金没有违约,能完全兑付,也不能实现有尊严的养老。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
设想一下我们父母工作时每个月交的几百块钱,在当时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如果现在还是按照当初约定每个月发几百元,那就会连最低生活保障都达不到。我们上一代如此,我们也会如此。如果我们一直拿着工作时交付的养老金额度,养老就是一个走向贫困的过程。
这还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算今天的猪肉、蔬菜、水电价格完全不变,市场上新出现的手机、4G、地铁......这些新产品我们用不用?这些并不是奢侈品,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我们当初缴交的养老金并没有为这些新增消费做准备。
实际上也无法准备,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当时要按照未来的高生活标准,向私人账户缴交异常高的养老金。富人可以购买各种保险,但大多数家庭是负担不起如此高额的养老金缴交的。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无可避免。那种以为人口减少,人均资本就可以增加并以此致富的场景,在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中根本不会出现。
3.现代增长就是稀释当前财富的进程
从更底层讲,所有现代增长的国家都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债务,是未来收益的估值。养老金必须与资本而不是现金挂钩,才能保持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不被稀释。根据美国教授杰里米·J·西格尔的统计数据,拉长周期来看的话,1801年的1美元在210年后只值5美分,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在过去210年的时间里侵蚀掉了95%的现金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养老金都在股市里。
中国社保、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有严格限制,中国的核心资本市场不是股市而是房地产市场,但养老金很难持有房地产形态的资本,这就决定了中国依靠个人养老金账户追上财富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不可避免。如果个人储蓄可以对抗财富稀释,那么个人储蓄就完全可以实现跨期养老,也就是根本不需要建立集体养老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缴交养老金是在尽赡养义务,养孩子才是在投资自己的养老。既然是集体养老制度,个人生育就不是一个无关他人利益的自我选择,生育就是为集体养老制度里所有人投资,不生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占有其他人的投资。
那么今天投资多的人在未来分享社会财富的时候,是否有资格多分一点呢?我们这一代是人口高峰,相对于人口较少的上一代,我们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然后通过代际统筹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一旦我们的下一代人口开始递减,新就业人口就要大幅度提高缴交标准才能养活我们,否则,就要通过举债弥补缺口。
如果他们的下一代人口继续减少,债务就会陷入庞氏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里所发生的,大家一方面指责政府过度举债,一方面不肯降低养老金,那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那些投资未来较多并供养我们的家庭呢?
4.现代金融导致家庭功能解体
所谓和资本挂钩就是还原家庭原来的功能。家庭就是非货币的跨生命周期配置资源工具,如果现代金融手段(比如社保、养老金、寿险)替代了家庭的功能,家庭就会解体,社会就会原子化。很多经济学家把金融对家庭的替代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进步(比如陈志武先生《金融的逻辑》)。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家庭这种千百年发展下来的社会资本会因此而消失。张五常先生在国内最早指出了社保的这种负面效果,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从金融的视角,养老金制度实际上等于把所有人纳入了超级“大家庭”,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理论,个体收益占集体份额很小,而付出却很大时,个体就会选择不付出。正是集体养老和家庭养老规模上的差异,导致现代社会普遍出现生育率下降,而且金融越发达(养老标准越高),集体养老规模越大,生育率下降越显著。
一旦个体选择放弃生育,集体互保的养老金代际统筹“必定会进入庞氏循环”。为了对冲金融对家庭功能的替代,还原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就必须将金融和家庭而不是与个人挂钩,唯此,家庭的价值才会存续。
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就是抚养后代对个人家庭而言必须是有效益的,充分条件就是抚养后代的成本必须低于家庭因此获得的效益。新加坡是少数意识到金融对家庭有替代危害的国家。为了鼓励家庭功能,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家庭同住或毗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把组屋获得资格和是否结婚挂钩。
5.破解生育率下降的底层密码
为什么世界上那些原本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下降?解释的理论很多。我的理论是,只要国家进入现代增长,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必是资本过剩、劳动不足;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必是劳动过剩、资本不足。但只要货币经济足够发达,金融功能就有可能替代家庭功能。这就是发达国家家庭缩小,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这意味着生育率下降是现代增长的副产品。
为什么会出现家庭?为什么越穷越生?这是因为在以前非货币分工的经济里,人们只能靠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所以“孝”在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是几乎所有家庭的“契约”。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货币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比如养老金、社保、医保、人寿保险等等。这时候家庭和子女的效用就会被市场替代。如果抚养成本还要增加的话,投资后代的收益就会下降,一旦进入负收益区间,就会导致家庭解体,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随之进入庞氏循环。
要想把生育和资本结合,就要把原来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还原给生育。举例而言,住房是贴现未来公共财富的主要工具,政府保障房租给所有纳税人,而那些完成子女抚养义务的允许其房改获得完整产权,这就相当于给有子女的家庭一次性注资。也可以将国企股份划拨有子女家庭参与分红,子女就业后,股票可以解禁套现。将资本和生育结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可能产生于教室和课本,而是要各地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我只是提出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
6.生育奖惩的方式与工具
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宣布向生二三孩家庭发补贴,每月每孩500元。很多人都能接受“多生多奖励”的政策,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养老金,其实奖励和惩罚是一回事。政府的财富来自于纳税人,自己并不能印钱。假设公共财富总数是一定的,一部分支出增加的同时,一定是其他支出的减少。奖励一部分人的同时,一定意味着“惩罚”另一部分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会大众接受对多孩家庭补贴等于接受少孩家庭福利的减少。奖励和惩罚其实是社会接受度和方法的问题。
其实我从没说过不生育就要被扣养老金和社保的说法,我的建议是给多子女家庭奖励。选择少生是选择放弃奖励的自愿行为。在发达国家针对子女抚养的鼓励政策很多,不愿意生育相当于自愿放弃奖励,完全是自愿的。遗传或身体原因生不了孩子更要靠其他家庭孩子“养老”,给多子女家庭一些补助和奖励相信他们都是能接受的,但这不会影响这些人既有的养老金和社保。
为什么奖励要从公共福利入手?这是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主要就是公共服务,因此,对生育的激励措施也只能从公共服务入手。我提到的这几项(教育、交通、医疗)只是最主要的公共服务,但是从其中哪几项入手?怎么挂钩?都可以研究,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降低生育的成本。
只有当生育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时,才能有效激励生育行为。很多人觉得这样对残疾人、遗传病人太残酷,这部分群体人数有限,可以通过慈善渠道给予(甚至更大的)补贴和福利关照。不过有一条是基本原则,即政府的税收是一定的,每一个公共支出的增加都意味着其它公共支出的降低。由于中国不是直接税为主的国家,这种隐蔽的财富转移经常让人误以为只是政府的支出增加而已。
7.延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
延长缴纳养老金年龄,等价于抵消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养老金缺口,同时也涉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假设两个人按照相同的标准缴交养老金,你不会认为一个缴交40年的人和一个缴交30年的人,退休后领取一样的养老金是公平的吧。现实中,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的年龄越来越高,很多博士毕业往往要30岁才开始缴交养老金,但所有人都是60岁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领取一样的养老金。这本身就隐含着某种不公平。
其次,养老金缴交年龄和领取年龄之比,是养老金是否能够实现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年纪越来越大,但领取养老金还是从60岁开始,考虑到预期寿命的延长,缴交寿命占人均预期寿命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养老金缴交的标准不变,仅仅人均寿命延长本身就会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每个人的工作(纳税)年龄都能适当延长,就相当于总就业人口增加,延期退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养老金缺口。
江苏海安:“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上线 助力智慧养老。图源:视觉中国
8.延期退休与人力投资回收
前面我们提到,生育率下降,养老金净贡献人口基数萎缩,所以要鼓励生育。其实延长缴纳养老金年龄和提高生育率效果是等价。而且延长的工作年龄是有经验、受过训练的高价值年龄。受教育意味着对劳动的投资,受教育越多,资本就越重,也就需要更长的工作周期才能收回投资,只有增加就业寿命占总寿命的比例增加,养老金压力才会减少,而人均寿命的延长为此提供了可能。
以我个人为例,我今年退休,但其实我身体健康,在我的专业领域比那些刚入职的大学生要懂得更多。作为一个依靠其他纳税人供养一直学到博士的人,本应比别人多缴纳养老金,但却很快从缴交养老金人口变为被供养人口,成为“社会性乞丐”。这在资本充足、劳动力渐趋短缺的今天,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
当然你可以说,你愿意接受晚退休,但不要代表我们。这没错,但我们也许可以提供制度让大家自愿选择是提早退休还是延后退休。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大约76岁左右,选择60岁退休的人可以继续享受现有的退休标准,而如果你选择70岁退休,剩余6年所获得的医疗、康养标准远高于选择60岁退休的人。如果有递进的福利增加,我相信还是有人愿意选择晚退休。现在国外就有退休后到养老院当志愿者,为自己今后入院获得积分,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愿推迟退休的制度选择。
9.生育问题与公众讨论
养老和生育是涉及到每一个人利益的重大话题。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必定要经历集体共识和政策惯性带来的艰难转变。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跌,这个话题必然会成为各种关注热点。不同观点的讨论可以起到压力测试的作用,帮助决策者在做出决定前捕捉到社会的反应,高水平的讨论本身也是社会学习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敢于面对权力,同样也要敢于面对公众,被批判乃是思想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格纪念王国维的这段话,一直是我做学问的座右铭。尽管网络上对我的批评铺天盖地,我也不会为了讨好公众而坚持或放弃我认为正确的观点。
话虽如此,但我仍旧感到其实这个话题并不特别适合公众讨论。一个是因为很多媒体或是缺少驾驭硬话题的能力;或是为了捕捉流量成心断章取义、扭曲问题方向。比如我提出的很多激励生育的建议,在发达国家早已实施,可是这些媒体非要说“我建议惩罚不生育的群体”。
第二是因为公众有时候过高地估计了自身对专业领域的认知,看到这个话题是自己熟悉的,就先入为主地加入讨论。就好比“1+1”对于我来讲是很容易的,但我不会因此就认为我也可以讨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生育解释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即使多年研究人口的专家,也未必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我这里提出的也只是一种假说。
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一话题,我建议至少可以先补充一些相关的金融和人口学的基础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