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系列原为“大规模减税降费:尚待深入研究的综合性财税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专题讨论,由三篇文章组成,首发于2020年第五期《学习与探索》,经授权澎湃新闻摘编刊发。正如该专题主持人汪德华所言,减税降费、增加支出、控制债务是各国普遍追求的良好政策目标,但从理论上看也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中国在全面脱贫等一系列战略支出的背景下,如何减税降费、控制债务,值得讨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企业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产能相对过剩、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在诸多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税费负担。2017年的《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企业家认为税费负担过重,沉重的负担极大地扭曲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针对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近些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来支持企业发展。
      我们对企业税费负担分所有制特征、企业规模、行业和地区进行多维度分析,在得到企业税费负担分布特征基础上,分析影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因素。
      表 1分行业企业税费负担(%)

      表 2分省份企业税费负担(%)

      注:此处统计的为大口径企业税费负
      一、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特征分析
      第一,国有企业无论是总税费负担,还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险费负担,均高于私营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按照本文的计算,国有企业大口径税费负担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口径税费负担分别为、、国有企业的大口径税费负担比其他类型企业高出至少5个百分点。
      学界对于股权性质与税收负担的关系一直有两种结论:一是认为企业中的政府股权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其背后的逻辑是,企业中政府股权越高,意味着企业游说能力越强,且政企合谋的可能性越大,对企业的监管可能会较松,而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然而,这一逻辑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成立,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大都来自政府或与政府联系密切,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来说,少交税并无多少收益,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并没有动力去避税。二是根据税收征管效率原则,中国税务部门在收取税款时采取的是“抓大放小”原则,而国有企业往往规模较大,这也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税费负担较其他性质企业更重的原因。
      第二,规模越大的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负担越高,但是小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负担更高。规模越小的企业可以享受到诸如增值税起征点、企业所得税较低税率等税收优惠,故税收负担较低。由于税收与工人工资挂钩,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高。相对来说,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人工成本比例相对较低,故社会保险费负担较低,而中小企业作为吸收就业的主力军,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高,故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高。
      第三,按照行业细分,税费负担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行业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高(见表1)。金融业是19个行业中总税费负担最高的行业,大口径税费负担高达小口径税收负担达社会保险费负担也有接近10%。
      金融业税费负担高的原因,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本文使用的是2015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此为中国实施全面“营改增”之前,按照中国《营业税法》的规定,金融业适用的营业税率为5%,而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以及文化体育业等行业适用3%的营业税率。
      二是营业税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经纪业务、保险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基本是以收入全额为税基进行征税,这使得金融业存在明显的重复课税问题。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金融业的增值税税率与其他服务业持平。但是,由于行业特性,即便是“营改增”之后,金融业仍可能存在税负偏高的可能,以商业银行为例,作为主要进项税额的借款利息,在目前增值税税制中并不可抵扣,而且金融行业业务繁多,但可抵扣项较少,金额也较小。同时,金融业在购进设备和软件方面虽然可以做进项税额的抵扣,但由于其行业特征,并不需购进大量固定资产,这些必然会导致其增值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低,而且目前金融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6%,较之前营业税税率还增加了1个百分点,加上金融业“营改增”操作成本较大,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营改增”后金融业税负不降反升。
      第三个原因,体现在其社会保险费负担,金融业属于高收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按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金融业的平均从业人员为万人,在19个行业中排第三,且金融业收入普遍较高,从业人员的社保也都比较完善,导致行业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高。
      税费负担较高的另外两个行业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建筑业总税费负担为房地产业总税费负担为直观来讲,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高税费负担,尤其是高税收负担,在于其高销售额,也就是在于不断攀升的房价。近两年,随着房价增速放缓,加上“营改增”的实施,这两个行业税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是,即便是“营改增”之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仍然可能会面临高税负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年7月9日发布的《中国企业税收负担报告》指出,2008—2017年,中国企业平均总税负为其中房地产企业总税负最高,在40%以上,这一结论与本文研究接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成本抵扣困难: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中有大量劳动力来源于农民而非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企业难以取得发票去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一些建筑成本如沙石可能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如评估费用等,也都难以抵扣。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因为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大量融资,会产生巨额的利息费用,按照目前的增值税政策,“购进的贷款服务”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也是导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费负担高。基金负担较少,且农村社保相对城镇社保来说,费用较低,综合因素下,农林牧渔业的总税费负担远低于其他行业水平。
      第四,不同地区间企业税费负担差异较大,照本文计算,4个直辖市的大口径企业税费负担为东部地区为中部地区为西部地区为整体来看,中东部地区企业税费负担高于西部地区。
      二、影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结果,并结合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影响区域间企业税费负担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对企业实现的是“攫取之手”还是“放水养鱼”,地方政府不同价的发票去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一些建筑成本如沙石可能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如评估费用等也都难以抵扣。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因为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大量融资,会产生巨额的利息费用,按照目前的增值税政策,“购进的贷款服务”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也是导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费负担高的重要原因。
      按照行业细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行业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高。这两个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教育业的平均从业人员接近27万,且大部分类似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社会保险费负担具有一定刚性,结论与直观逻辑相符。
      农林牧渔业作为第一产业,国家给予了涉农行业、涉农企业和涉农产品诸多税收优惠政策,农林牧渔业本身涉及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目标、财政体制的不同安排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税费负担。
      从表2可以看出,几个经济大省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
      企业税费负担都处于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等水平,尤其是江苏省,企业税费负担仅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基数法”的税收计划编制下,若一地本年度的税收计划过高,会导致其来年面临较大的征税压力,因此,地方政府会倾向于“放水养鱼”,税务部门会倾向于隐瞒当地的真实税源。像江苏省这样的税源充足地区,税务部门征管空间较大,经济形势较好的年份,税务部门在刚性的税收计划考核压力下,更有可能应收不收,藏税于民。
      二是各地方针对本地企业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
      近两年,国家层面出台了多项减税降费政策,地方版的减税降费政策也陆续出台。各地财政状况存在差异,减税力度不同,清理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力度也不一样,地方政策区别,导致了企业税费负担在区域间差异显著。
      三是地方产业结构。税费负担较高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在直辖市和东部地区占比更高,故直辖市和东部地区整体企业税费负担高于中西部地区。另外,典型的如河北省,其总税费负担中有来自社会保险费负担,可能的解释是,河北省有大量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或产业,劳动力总成本较大,导致其社会保险费负担很高,从而推高了企业总税费负担。
      三、小结本文基于2015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在系统分析企业税费负担指标选取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了三种口径的企业税费负担,这是目前国内微观层面测算企业税费负担的最大口径,涉及的企业样本也可谓最大。
      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税费负担主要来自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险费负担。导致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企业税费负担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财政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包括税收计划的制定、税收征管和地方减税降费等行为;二是产业行业特征,行业资本有机构成比例、劳动力密集度、增值税税制下是否能够抵扣等;三是企业特征,包括企业的所有制、企业规模等特征。
      如何进一步细致地研究企业税费负担的影响因素,包括对中小微企业、高科技型企业的影响,或者是更深层次探讨形成区域间企业税费负担的差异,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成本将随之发生变化,如何设计出可比的指标将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进行国际比较,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只有系统地掌握企业真实的税费负担和结构变化,清楚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国际相对水平,方能使未来的税制设计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