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巡抚在中国历史上，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官职，从明中期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但是以名气而言，它们却和尚书、大学士一样，是经常被人提及的两个官名，素有封疆大吏之称。
清代高级京官，一般都有兼职，而且还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官场制度。比如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般都有兼职，如果是旗人，一般兼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尚书、侍郎、内务府总管大臣的居多;如果是汉臣，一般都是兼尚书、侍郎以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不太涉及八旗政务。
清代历史上兼职最多的就是和_，鼎盛时期有十多个要职。此外，一些京官岗位按例都有兼职，比如内阁学士必兼礼部侍郎，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仅是少数。高级京官兼职，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其权威性，以达到名实相符的目的。
相对于京官，地方官兼职的就不多了，仅有总督、巡抚例有兼职，督抚以下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一类的，往往只有一个官职。
总督的兼职具体分为三种情况，每一种兼职都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按惯例的兼职
按清制，从雍正朝以后，各省的总督例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副右都御史衔(巡抚的情况不多介绍)，这类兼职大家都很熟悉，兼兵部尚书衔一是为了提高其品级并赋予掌管有限兵权，节制属下武官。
总督按照品级而言属于正二品，和各部侍郎同级，但兼了兵部尚书衔就成了从一品，直接跨入了一品大员的行列。实际上，兵部尚书衔名义大于实际，别说是各省督抚，就是正儿八经的兵部尚书，手里头也没有多少权力，和吏部、户部、礼部不可同日而语。
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其品级也是从一品和左都御史平级。这个职务是专门为总督量身定制的，京城中并没有右都御史这个岗位。
相比兵部尚书而言，右都御史的兼衔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因为只有兼了右都御史衔的总督，才具备从法律层面监督属下百官的职能，相比兼兵部尚书那点可怜的兵权而言，右都御史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有了监察权，就无形中加重了总督的权力，可以有效震慑属官。
第二种是兼殿阁大学士
内阁大学士是正一品，是文官的最高品级。从乾隆以后形成了三殿、三阁的制度，但实际上内阁大学士通常不设满，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人，多数情况下只有三四人，因此内阁大学士是极为尊贵的，就是很多军机大臣往往也没有跻身大学士的行列。
总督兼大学士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至少在雍正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也不奇怪，因为从品级的角度而言，总督比六部尚书要低一级，大学士如果空缺，一般都是由协办大学士、尚书一类的作为替补，怎么轮也轮不到总督。而且，总督若是兼大学士很容易遭到同僚的嫉妒，导致官场形态失衡，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雍正以后，开始出现了总督兼大学士的情况，比如鄂尔泰以云贵总督兼内阁大学士。这是因为雍正对鄂尔泰过于宠信，称他是“督抚的楷模”，不过鄂尔泰确实也有不少的政绩，后来调往京城，任首席军机大臣。
乾隆时期，总督兼大学士的情况就不是个例了，比如了福康安就以云贵总督兼大学士，不过福康安属于皇亲国戚，又很受乾隆宠信，而且在历次征战中也立了不少的功劳，他是以军功跻身中枢的。还有两江总督尹继善，也曾兼任大学士。
从雍正朝开始，一直到咸丰朝，总督兼大学士的情况较为常见，但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旗人的特权，汉臣中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的。
同治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以总督的身份兼任大学士，这与晚清时期中央政权内轻外重，汉人督抚手握实权不无关系。不过这些汉人总督兼任大学士，大多是给个头衔，并无实际意义，他们也不会到内阁去当差。
第三种是总督兼军机大臣
这种情况就较为少见了，军机大臣和大学士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军机大臣没有具体的品级，但权力很大，而且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实实在在干事的。以总督兼军机大臣这种做法本来就很难成立，当了军机大臣就不能当总督，当了总督就不能当军机大臣，两者无法兼顾。
有清一代，总督兼军机大臣的仅有鄂尔泰、福康安等少数几人。这种兼职可以向文武百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帝对他们极为宠信，而且不久将要调任军机处，总督不过是个过渡性的工作而已。
总督兼任军机大臣这个荣誉，汉臣是无法享受的。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被慈禧太后调到京城当了几个月的军机大臣，但同时也免去了他的陕甘总督一职。李鸿章受宠程度比左宗棠更高，但慈禧也没有让他兼任军机大臣。
从以上三个兼职类型来看，总督兼兵部尚书和右都御史是工作需要，兼大学士是皇帝额外恩宠，只有兼军机大臣才是实打实的和权力相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