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是将本来应由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法力所不能及的紧急情况下，赋与公民奋起自卫的一项正当权利，它本身意味着对国家刑罚权的一种补充。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正当防卫属于阻却行为违法性的事由之一，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同属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质上就不具有违法性。无疑这两种主张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刑法学领域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亦同)。对待同一问题，其视角或侧重面相异，往往就会导致形成不同的学派。不仅如此，作为刑法理论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反应出，其理论体系是否严谨，逻辑结构是否合理，内涵是否体现刑法机能等问题。针对正当防卫(典型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的本质，德国与日本通常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1)目的说，认为正当防卫行为是被国家认可的实现社会共同生活这一目的一种手段
(2)法益权衡(优越利益原则)说，认为这是以牺牲价值较低的利益而挽救较高价值的利益。
(3)行为的社会相当性说(折衷说)认为，在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范围内，可理解为将该秩序所能允许的事由正当化。所为阻却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行为的违法性，就在于该行为本质上就不具有违法性，或者说欠缺其可罚的违法性。***大眆仁著：《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92年，改增版第326页。**(4)维护生活权利委托说，即由刑法规范委托国民自己保护生活利益。***野村稔著：《刑法总论》成文堂平成2年初版第218页。**由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尽管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均认为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伦理，法律规范下)的确是不具有违法性的。
仅就正当防卫理论面言，我国与日本刑法理论并无质的区别，但是，当我们在刑法总论中对此加以考察时，就会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长期以来，在比较刑法理论研究中，对此可谓见仁可智，以笔者的拙见，刑法总论中整体理论体系是否完善与各部分理论是否完善，还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整体结构结果存在问题，各部分理论再精深也弥补不了体系方面的缺限，反之，亦同理。我国刑法总论部分理论中，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由于采用实质性构成要件以及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样一些刑法中的行为界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仅从字面理解认为是先进事迹也无妨)，因而形成一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断裂，即理论上只能分别论及犯罪构成或者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除了四大块这一实质性犯罪构成规格以外，并无判断正当防卫行为的规格，故在理论基点上与大陆法系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在总论体系中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不同，则导致正当防卫理论在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众所周知，日本刑法理论中犯罪成立三要件：1构成要件该当性，2违法性，3责任(故意，过失)的逻辑结构呈排除式或推导式，即针对某一行为当其不能排除违法性与主观罪过时则构成犯罪，即既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中包括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又通过不存在刑事违法性与主观罪过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将其排除。而我国的犯罪成立要件即犯罪构成四要件(1主体，2主观方观，3客体，4客观方面)，其逻辑结构呈藕合式亦称实质性构成要件，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是实质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可能在四大块中对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判断，则必然通过两套标准加以判断。也正因为此，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包括正当的或过当的)认定为犯罪行为，以至于极大地挫伤了公民的积极性。其实，这与刑法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的标准与规格过于粗糙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真正纯正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不必要纳入刑法理论中的，尽管正当防卫行为在本质上区别与犯罪行为，但在行使该项正当权利时，只要在对正在进行的判断，反击时间，反击力度的界限把握不当，其正当行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由正当变成非正当，由无罪变成有罪。鉴于过去司法实践中，因对正当防卫的标准不易掌握(另一种说法是，理论上限制太严)，错伤了公民的积极性的问题，本应从判案标准(罪与非罪)方面寻找对策，然而，立法却选择了别的途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将其界定为正当或者合法行为，却一定要纳入阻却违法性事由之中呢?笔者认为，对此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就犯罪与刑罚的体系而论，真正纯正的正当合法行为不必要纳入该体系。因此，正当防卫是由于本质合法而区别于其他本质与形式均合法的行为。特别是正当防卫人的主观意识，其防卫意识(对不法侵害的认识，预测)-反击意识(反抗，拚斗的决意)-加害意识(故意防卫过当)在具体的案件中，并非都截然一清二楚抑或固定不变。第二，就逻辑结构而论，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与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形式逻辑上，存在着逻辑方面的竞合关系。即对我国的刑法理论而言，正当防卫客观方面的行为形态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形态存在着竞合关系，对日本刑法理论而言，则正当防卫行为满足犯罪构成三要件之一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所以，正当防卫非一般意义上的合法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理论体系之中。而且，将正当防卫界定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较之界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更为准确。尽管这两定义是分别从正面和反面作出的，但由于正当防卫概念本身已经一语道出其合法的真谛，再从正面界定，无异于同语反复，不仅于事无补，反面充分暴露出刑法理论非严密精深之弱点。新刑法不可否认地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新的价值观念，但是，其中残留的非科学的理论视点以及动辄矫枉过正的思维定式，严峻地提示我们确有必要深刻地对刑法理论视点与结构不断进行反省。
当然，不排除立法还基于这样的设想，面对刑事犯罪率上升，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日趋猖獗，因而有必要赋予公民更大的防卫权利。这一设想的出发点尽管不坏，但是，新刑法特意设置的罪行均衡原则(第5条)又如何体现?在强调法治，加强刑罚的教育，矫正功能的今天，保护，尊重公民乃至罪犯的司法人权，正是新刑法的立法本意。
一、防卫过当的量刑
对于防卫过当的量刑，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免除处罚，刑法没有明文规定。
根据司法实践，对防卫过当行为裁量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时，应综合考虑以下情况：
（1）防卫行为的起因；
（2）防卫所保护利益的性质；
（3）防卫过当所明显超过限度的程度及造成危害的轻重；
（4）防卫人主观上的罪过形式及当时的处境；
（5）造成防卫过当的原因。
对防卫过当的犯罪人，在处理时应当正确适用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依法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审判实践看，对防卫过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分别按照刑法典第235条和233条规定的相应量刑幅度减轻处罚；如果具备缓刑条件，可以使用缓刑；如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应当免除处罚。
对于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分别按照刑法典第234条和第232条规定的相应量刑幅度应当减轻处罚；如果具备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如果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应当免除处罚。
应当指出，对于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但客观事实能够证明防卫人主观上确实不具有故意，也不具有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属于意外事件，不应负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防卫过当的防卫人主观上是出于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动机，其主观恶性小，其客观上是在进行防卫的前提下造成的损害结果，所以只应对造成的重大损害承担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较通常犯罪的危害性小，刑法对防卫过当的处罚原则，体现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防卫不法侵害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节进行具体的分析，确定是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一般来说，对防卫过当致人轻伤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如果具备缓刑的，可以适用缓刑，如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究竟是减轻还是免除处罚以及如何减轻处罚则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防卫目的，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而防卫过当，比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而防卫过当处罚应更轻。
（2）过当程度，比较行为的危险程度与防卫必要的最低限度，即考虑采用其他轻微防卫手段的容易程度，防卫过当所造成的损害差距越轻微，处罚相应轻微，严重过当，处罚相对较重。
（3）罪过形式，按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间接故意等罪过形式的先后，减轻乃至免除处罚的幅度应是依法递减。
（4）权益的均衡性及其性质，比较所要侵害的权益与所要保护的权益，是否明显有失均衡，为保护重大权益而防卫过当，比为保护较小权益而防卫过当，处罚应当更轻。
（5）考虑侵害者不正当程度，例如，防卫以采用重大侵害方式，所侵害的利益超出应保护的利益的正当防卫，只有其他手段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才可能认可其必然性。
总而言之，研究防卫过当是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从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者作斗争的角度出发，能够提高公民与不法侵害者做斗争的积极性，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