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6日，被告张*华在原告**源公司(原**万州区海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奉节县李家沟填坝工程中务工时受伤。经奉节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11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阴囊血肿，左侧睾丸外伤，左侧腹股沟嵌顿疝。住院时间为17天，医疗费用已由原告支付。2011年3月11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再次支付甲方各项费用8000元，加上乙方已经支付甲方的医疗费12000元，本次事故乙方实际支付20000元。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补偿款后，不再支付关于此次受伤发生的其他任何费用，待补偿费用支付完毕后，甲方自愿解除同原告的劳动用工关系，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继续上班和获得工资报酬。原告于签订协议的当日向被告支付了8000元。后经被告申请，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11月1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被告受伤属于工伤，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5月25日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被告工伤致残等级为捌级。鉴定时被告支付了鉴定费400元，检查费204元。2012年9月26日，被告向奉节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同年11月23日作出奉节劳仲案字(2012)第7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由被申请人**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张*华以下工伤待遇：停工留薪期工资774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58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002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0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6元、住院护理费510元，扣除已领取8000元，还应支付54821元。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2年12月17日向奉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双方针对工伤补偿签订的已经履行的协议，且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不足10年，请求判决原告不向被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源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具有承担支付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的主体资格。被告张*华在原告**源公司务工时受伤，并被认定为工伤，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原告作为用人单位理应依法承担支付被告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虽然原、被告私自签订了具有工伤补偿性质的《协议》，但该《协议》并不具有既判力和强制执行效力，亦不具有排除劳动者依法通过仲裁、诉讼程序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决其不向被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公平正义之法律精神，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具体案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原、被告于2011年3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时的上年度全市月平均工资，以2010年度重庆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2944元(2010年度重庆市职工年平均工资35326元÷12个月)为准;被告张*华的本人工资系被告受伤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因双方均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其工资标准，以2009年重庆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2580元(2009年度重庆市职工年平均工资30963元÷12个月)为基本工资;被告的停工留薪期为3个月(2010年10月27日至2011年3月11日)，获得生活津贴的时间为1.5个月。据此，被告依法应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为：停工留薪期工资7740元(2580元/月×3个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8380元(2580元/月×11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7664元(2944元/月×6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时距被告的法定退休年龄约4年)14131.20元(2944元/月×12个月×40%)、生活津贴2709元(2580元/月×1.5月×70%)、住院伙食补助费136元(17日×8元/日)、护理费680元(17日×40元/日)、鉴定费400元、检查费204元，合计为72044.20元，减除被告向原告借支的8000元，本案中原告实际应支付给被告的费用合计64044.20元。遂判决：原告**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被告张*华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64044.20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工伤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补偿协议之性质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上列法律法规的规定，当工伤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伤补偿达成的协议，一般称作《工伤补偿协议》或者《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协议》。这种《补偿协议》就其性质而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在正视工伤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以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而进行的补偿谈判协商所达成的协议。这种协议，第一、是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是社会提倡的正当行为;第二、它不是劳动争议解决之必经程序，任何一方皆有权不经协议而直接申请劳动仲裁。第三、这种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亦即《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这种协议完全靠当事人自觉遵守，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且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尤其是劳动者依法行使仲裁、起诉之权利。从理论上讲，这种协议属于民事契约性质，即是否自行协商或是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双方的意志因素，即使协议达成了也完全靠当事人的自愿性和自觉性保证协议之执行。本案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工伤补偿协议即属于此。

2、本案达成补偿协议后劳动者另辟法律救济途径之原因分析。

按一般理解，双方当事人自觉自愿达成的协议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愿，因而应当自觉遵守。就本案而言，作为被告的劳动者之所以反悔，无非两个原因：第一、协议当时基于及时获得补偿的心理，未能深思熟虑地认真研究协议内容，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第二、之后清醒过来开始盘算，加之请教他人获得相应知识，方知协议亏了自己，于是反悔，通过法律程序补救。从本案原告用人单位和本案被告劳动者之间达成的补偿协议内容看，劳动者真正获得的补偿费是8000元，治疗费12000元原本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却作为补偿费算在了劳动者头上，很不合理。试想，一个因工导致捌级伤残的农民工，身体致成重伤却仅获得8000元补偿费，还被解除劳动合同，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违背社会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这8000元与仲裁裁决的54821元接近七分之一，与法院判决的64377.60元仅为八分之一。因此，双方的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且严重违反国家的工伤保险补偿制度。可喜的是，劳动者寻求法律救济有效保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可喜的是，人民法院站在“尽最大可能维护农民工利益”的高度，竭力扶助弱者，精确计算出劳动者应当获得的工伤保障赔偿项目，用法律手段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有效保护了作为弱者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案件之审理和农民工权益之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审判经验。